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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飞宇:为什么我对鲁迅的评价那么高,对汪曾祺评价没那么高

罗不特 随读随写 2019-04-10


读毕飞宇访谈


《读库1803》开篇之作是一篇访谈,采访人是张同道,受访人是著名作家毕飞宇。按语末尾有一段作家简介:“毕飞宇,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。主要作品:《叙事》《哺乳期的女人》《青衣》《玉米》《平原》《推拿》。”这里提了毕飞宇的六部重要作品,除了一前一后我没有读过外,中间四部以前都读过,当然还看过“王家庄三部曲”的另外两部——《玉秀》和《玉秧》,以及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。不过,读了这篇访谈,才晓得自己当年只是在读故事——小说当然要讲故事,何况毕飞宇讲的那种“乡土”故事,我感到很亲切——而完全没有意识到,小说还有更深层次的含意。这是一篇很棒的访谈,我夜里一口气就读完了,一个最大的感想是:什么时候重新读一遍毕飞宇的小说,品味小说的语言以及那些方块字背后的意思。


 

这篇访谈题作《毕飞宇和他的王家庄》,下面有一句初看并不容易理解的题记:“我没有姓氏,没有故乡,我是个天生的小说家。”“天生的小说家”云云,我信;为什么说“我没有姓氏,没有故乡”呢?好在访谈一上来就点题了,解开了谜团。 

说起家族,从我来讲就有一点麻烦。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,我是一个缺失家族的人。比方说姓氏。因为父亲来路很不明,他被一个姓陆的人领养了。然后由于政治和战争的原因,领养他的,也就是我父亲的养父,在1946年离开了人世。直到五十年代之后,我的父亲才由政府出面,让他由姓陆改成了姓毕。

到了我,到了我儿子,其实也仅仅就是三代人。这意味着作为一个个人而言,当你回过头去寻找祖先时,会发现它特别短。这个短对我来讲,就是一个巨大的遗憾。…………

你要说起土地,那就更加糟糕。因为父亲本身没有来路,所以我就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。我父亲成了“右派”之后,他的工作不停地调动,那么我就是一个随着父亲就职的地方,永远在漂泊的一个人。

 

对这些话,说实在的,我在某种程度上有同感。与毕飞宇相比,我当然有祖先,清明节的时候可以祭祖。我也有故乡,随时都可以想起那个家,那幢房子,我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,我脑海里非常清晰的一个画面是这样的:不记得几岁,反正还没上幼稚园,我赤脚倚着可以卸下的门板,从门板的罅隙窥望家门前的空地,巷子里传来狗吠,随后是一条狗迅猛地追另一条狗,接着是一群狗奔袭的声音。因为父母出去了,奶奶也不在家,我无助地哭泣着,有时嚎啕,哭累了就歇一下,听到动静,又大哭起来……

——虽然有故乡,但我的漂泊感仍很强烈。

写这段随感,还让我想起一个问题:毕飞宇当然有爷爷,但他从来没有见过,父亲也没有讲过哪怕一鳞半爪跟爷爷有关的故事。再往上数,有的人可能小时候还见过太爷爷,所谓四世同堂,但见过自己的太太爷爷的,就很少很少了吧。其实,也有不少人没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,这是从父母或其他亲人那里听说过。这么说来,毕飞宇的经历也不算奇特,但作家是天性敏感的人,何况毕飞宇的父母还是知识分子,都是老师,给了他一个“熏陶”学习的氛围。所谓“没有祖先”,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常态——当然,毕飞宇的意思是有家谱、族谱,有故事,有亲戚可诉说的那种历史;所谓“没有故乡”,就当下迁徙的便利程度来说,估计也是非常多人的一种常态:离乡背井,人事代谢,那个故乡早已陌生。毕飞宇把这两点特别拎出来,自然有他的道理:“命运给我的生命当中挖下来很多坑,不仅没有把我埋葬掉,相反,它们给我提供了许多额外的能量。”直白说,他谈的是“历史”问题。

而他之所以能成为作家,还需要别的养料。

 

你要问我人生当中体会最深的一个东西是什么?我一定会告诉你,是孤独。

面对这无边无际的孤独,少年毕飞宇充满了好奇心。他小时候就“特别喜欢看那些杀猪宰羊的,各种手工”。

当生活满足不了自己的时候,当你的眼睛、耳朵和触觉满足不了自己的时候,你就去虚构。虚构就是小说,就是所谓的艺术。所以我从来没有把艺术看成一种特别了不起的东西。我甚至认为,艺术其实和一日三餐,和上午起来刷牙洗脸洗澡、穿鞋子换袜子是一个东西,它并不比这些东西高级,问题就在于,它也并不比这些东西低级。

毕飞宇好奇到什么程度呢?94-95页谈到他因为看给乌龟做手术,差点错过买房子,错过“特别大的优惠”。但他就是好奇,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份好奇,他买了大蛋糕和鲜花送给医院的院长。——要说毕飞宇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,保持好奇并竭尽所能满足自己的好奇,也许是最大的秘诀之一。

 

【插播:刘志伟访谈精要】

 

接着毕飞宇谈了他的父母,双亲是他的启蒙老师。我们都知道,打小翻过《红楼梦》或托尔斯泰的,读进去了,一定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用毕飞宇的话说,“你是有标准的。一旦有了标准,你做什么事情都方便。”

然后是兴化县城生活的经验。下面就做一点寻章摘句的工作:

《参考消息》对我未来的一生影响是巨大的,它决定了我思维的空间。

——想起王安忆曾说,她头一次去美国,给她巨大的冲击和影响。

我到兴化跟我家到兴化,不是一个概念。我到兴化比较早。我父亲小时候在城里长大的,在他成为右派之前。我有两个姐姐,就在中堡乡下读完了中学,等到我读中学的时候,父亲通过关系,把我一个人送到兴化城里面读中学,读高中。可是家也不在这个地方,就把我放在远房亲戚家。

我的人生最不好的一个阶段,就是我的青春期,很忧伤。……我不喜欢宋词的原因就在于它太忧伤了,我的感受力又很强。一个人离开了家,在一个城里面,举目无亲。这么大一个县城——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县城更大的地方。

——注意作家的表达,好像很夸张,其实他的话里有话。

 

然后毕飞宇讲了他的一点阅读经验,比如读北岛——“我清晰地感受到北岛的骨骼”;“他非常儒雅,文绉绉的一个人,但他给我的感觉特别结实,他身体的骨骼特别硬朗”。

比如他的自知之明:“我对诗歌的感情也比小说深得多。我任何时候都愿意把诗歌放在文字类艺术式样的巅峰。我之所以没有写诗,选择了小说,只是觉得我在诗歌的能力上没有达到那个高度。”“我的小说是碗里面的水,诗歌就是盐……”

后面(57、58页)还谈到古典作家的影响,比如欧阳修,比如苏东坡,让他的语言有特色,有张力。

 

1992年到1998年,毕飞宇在《南京日报》工作。而在1991年,二十七岁的毕飞宇在《花城》发表了处女作。(这里面当然有故事,可以参读36、37页。)但直到1999年完成《青衣》,这七八年,毕飞宇形容为“尴尬期”——一条狗八九个月大的时候,告别了童年,憨态可掬的样子没有了,但它的毛还没有长好,精神头还不足。

回顾毕飞宇的文学历程,《青衣》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象征意义。他通过主人公筱燕秋的疼痛,写出了“我们每个人的疼痛”。更重要的是,他明白了一篇小说之所以是一篇好小说的道理,用李敬泽的话说,“成立”——“这个小说成立,这个人物成立,这个人物关系成立。”我想起汪曾祺的一句名言,“要贴着人物来写”,这是手段和技巧,也是写作的精髓。“成立”这个术语在日本历史学者那里经常看到,近些年在中国历史著作也碰到。真正把这个问题处理好,不说成为一个经典,至少在个人的学术、写作成长过程中会留下深刻的印痕。

 

毕飞宇之所以是毕飞宇,就在于他的小说是有立场的,“我支持什么,我抨击什么,这个立场不能动摇。”他的小说王家庄系列,为什么叫王家庄,而不叫张家庄、李家庄、高家庄,因为“这个是有象征意义的。王是什么?王意味着我们历史上的专制,王权政治。”——我们当然可以把他的小说当作故事来读,但领会到这一层,无疑是一种阅读的升华。

无论怎么写来写去,一个小说家一生就做两件事。第一个,精神诉求,这个是命根子,你必须在精神有你的诉求。第二个,美学呈现。任何一个艺术家,尤其是小说家,必须要完成这两个使命。为什么我对鲁迅的评价那么高,对汪曾祺评价没那么高?原因就在这儿。汪曾祺只是半个作家,他在美学呈现上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,但他在精神诉求方面等于零。

所谓“精神诉求”,大体就是鲁迅“直面人生”“直面世界”的意思罢。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是个小插曲,“看着是很荒诞的外表,一个男孩赶着一群鸭子要找大西洋”,这个短篇到底要说什么呢?“一句话我就可以告诉你,为了WTO而写。”“我们再也不能封闭下去了。”因为这种开放的态度,毕飞宇还对盲目的民族自豪感格外警惕,“一个真正热爱自己民族的人,应当学会心平气和地看自己的民族,看其他的民族。”


 

《玉米》《玉秀》《玉秧》的创作经过也很有意思。一般认为,《玉米》的评价比《玉秀》高,但“产婆”毕飞宇不这么认为:

写完了《玉秀》之后,我觉得自己提升了一大块。怎么提升的?就是在写《玉秀》之前,我始终觉得作家是上帝,作家可以决定小说里面人物的命运。写完之后我知道了,作家就是作家,作家不是上帝。不能按照你的意愿,去决定小说人物的命运。小说人物的命运得由人物自己决定,或者说得由小说内部的小说生活来决定小说人物的命运。

第二个就是,《玉秀》的第一稿里面,玉秀是死掉的。……她死了,我真是寝食难安。每天都生活在极其糟糕的状态里头。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多么脏的人。……内心隐秘的一个点,就在于我特别想写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是一个没有来路的人,他的生母、生父是谁,她一直不知道。……对玉秀来讲,那个再也见不到的儿子,永远是她内心的一个大窟窿。对这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来讲,玉秀也是这个孩子未来一生的一个大窟窿。我估计你得问我,你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大窟窿?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大窟窿。……

 

【插播:罗新访谈】

 


同样,毕飞宇也不认为《平原》的分量会输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推拿》。“十几年过去了,真正的好读者,可能更看重《平原》这个长篇。”为什么毕飞宇本人这样重视《平原》呢?这一节非常精彩。他说《平原》“处理了一直萦绕在自己心头的几个问题”。

一是知青问题。

在我看来,如果知青文学只有知青的书写,而没有农民的书写,这个可能是要出问题的。所以我写《平原》的时候,里面写了一堆知青,可我的立场是农民的。知青来了,在村子里面做农民,和本来村子里面的农民,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。知青的农民身份是强加的,而农民的身份是铁定的。

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,在许许多多国家,农民其实是一个职业身份,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特殊性,农民不只是职业身份,更多时候是一个文化身份,它构成了中国的最底层,基石一样的底层,也是最多的一个大多数。

如何看待他们?我觉得中国作家只有一个人在他的写作生涯里做得特别棒,就是鲁迅。在鲁迅之后,再也没有一个作家好好地、认真地把农民作为一个文化形象,来刻画一番。我写《平原》的时候,一边是知青,一边是农民,在这个问题上,我特别渴望有自己的突破。

二是农民的精神困境。

农民里头有许多特殊的人,这些人参与了中国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历史事件。在诸多历史事件当中,农民所处的是什么角色呢?……我的结论是,农民只是能量,只是汽油,方向盘永远不在农民的手上。

所以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,我们都可以看到农民的身影,但是他们的身份恰恰又是非常可疑的。……

某种程度上来讲,他们就是跟在后面的,提供能量的的一个能源,每次革命发生之后,在他们的内心真正留下了什么?我想到了我们这一代作家,得好好反思反思。比方说农民把地主给杀了,抢占地主的房屋、土地和小老婆。在占有这些资源之后,他们内心的真正状态究竟是怎样的?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文学的一个空白。我在《平原》里面回答了这个问题,人都是有良知的……

《平原》里面,我尝试着把我的笔深入到农民的精神困境里头,我对自己感到欣慰。作家通常有一个死角,觉得精神困境属于知识分子,属于现代人,所谓现代性下面的现代病,农民果真没有精神的困境吗?我不相信。

三是右派问题。

通常,右派作家都是一个被侮辱、被损害的形象,以控诉者的身份来控诉。如果我不是右派的儿子,可能这个小说我还不敢写,因为我是一个右派的儿子,我觉得我敢写,也能写。能写意味着什么?那就是这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知识分子,有没有反思的必要。

没错,你有控诉的正当理由,你该不该反思?在你控诉的那些所有的罪恶里头,有没有你的一份?这个我觉得是重要的。我对自己写了《平原》之后有一点欣慰,总体上说就是这三点。

怎样才是一位好作家?看看上面这些话,我们大体能体会一二。在别人止步不前的地方,奋力前进,哪怕只有一厘米,也是非常难得的。文学如此,历史学亦然。

 

这个访谈极有信息含量。不管有没有读过毕飞宇的小说,读了上面粗糙的介绍,大概都会有所思有所悟吧。

 

【插播:侯旭东谈古代农民】

 

最后说一下这期《读库》。

毕飞宇访谈之后还有六篇,一是诗歌——这年头能刊发这么多分行的、有意味的文字的媒介,太寡少了;一是《语音搜索会给你带来什么》——前沿吧,可读性还很强;接着是《从工厂到大学》和《中考魔方》,普通人的故事;然后是《黎曼假设平话》,科学史;最后一篇《穿越时空去救你》,“举国医界精英陆续登场,仍不能挽救丁文江的性命”,又一个精彩的故事,让人叹服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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